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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Hanyu,ChineseLanguage），世界主要语言之一。属汉藏语系，是这个语系里最主要的语言。除了中国大陆和台湾省以外,汉语还分布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大约有13亿。汉语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
汉语的标准语是近几百年来以北方官话为基础逐渐形成的。它的标准音是北京音。汉语的标准语在中国大陆称为普通话，在台湾称为国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称为华语。
一、语音
汉语的音节可以分析成声母、韵母、声调3部分。打头的音是声母，其余的部分是韵母，声调是整个音节的音高。把声调也看成音节的组成部分，是因为汉语的声调是辨义的。例如“汤、糖、躺、烫”4个字的声母都是t,韵母都是ɑnɡ，只是因为声调不同，意义就不一样，在语言里分别代表4个不同的语素（最小的有意义的语言单位），在书面上写成4个不同的字。
声母都是辅音。最复杂的韵母由介音、主要元音和韵尾3部分组成。韵尾有的是辅音，有的是元音。北京音的辅音声母有22个。介音有i、u、ü3个。辅音韵尾有n和nɡ，元音韵尾有i和[u]。在组成音节的声母、介音、主要元音和韵尾4部分里，只有主要元音不能没有，其余3部分都不是必须出现的。这种情形可以从表1音节的成分举的例字里看出来。北京话的声母见表2北京话声母，北京话的韵母见表3北京话韵母。
以上说的是每个字单说时的声调。连读的时候，某些声调会发生变化。例如两个上声字相连，前一个会从原来的214调变成35调，变得跟阳平调一样。此外，有些字连读时读得很短，并且失去了原来的声调。这种字调叫轻声，例如“石头”的“头”，“我们”的“们”。
传统的注音方法是反切。反切用两个字来注一个字的音。前一个字（反切上字）定被反切字的声母，后一个字(反切下字)定被反切字的韵母和声调。例如：“耐，奴代切”,“奴”跟“耐”的声母相同,“代”跟“耐”的韵母和声调相同，所以就用这两个字来注“耐”字的音。由于语音的演变，古代字书上的反切跟今音有的相合,例如上边举的“耐,奴代切”([n(ú+t)ài=nài])。有的不合。例如:“东,德红切”,“东”与反切下字“红”的声调不同。“蓬,薄红切”,“蓬”与反切上字“薄”的声母不同，与反切下字“红”的韵母也不同。
1918年由当时的教育部颁布的国语注音字母是利用汉字字形制定的一套拼音字母。这套字母把主要元音与韵尾合在一起用一个符号表示（例如：ㄠ＝[au]，ㄢ＝[an]），体现了传统的声母韵母两分的精神。注音字母广泛流传，影响很大。台湾省一直沿用至今。
声调是一个音节发音时音高的高低升降的型式。北京话的声调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4种型式。如果把音高分成五度,北京的阴平是从五度到五度的平调,阳平是从三度到五度的升调，上声是从二度下降到一度再升到四度的曲折调，去声是从五度到一度的降调。关于北京话的声调见表(表4北京话声调)。
1958年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表2北京话声母、表3北京话韵母)。自1978年开始，中国人名地名一律改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取代了威妥玛式等各种旧拼法。
二、语法
汉语的语素绝大部分是单音节的（手│洗│民│失）。语素和语素可以组合成词（马＋路→马路│开＋关→开关）。有的语素本身就是词（手、洗），有的语素本身不是词,只能跟别的语素一起组成复合词(民→人民│失→丧失）。现代汉语里双音节词占的比重最大。大部分双音词都是按照上面提到的复合方式造成的。
把汉语跟印欧语系的语言相比较，可以看出汉语语法上的一些重要的特点。汉语和印欧语的一个明显的区别是没有形态变化。这主要指以下两种情形。第一，印欧语的动词和形容词后头可以加上一些只改变词根的语法性质（转化成名词）而不改变其词汇意义的后缀，例如英语的-ness、-ation、-ment之类。汉语没有此类后缀。第二，印欧语的动词有限定式和非限定式（不定式，分词，动名词）的区别。汉语没有这种分别。这种差异使得汉语语法在以下两个重要方面跟印欧语语法大异其趣。
首先，在印欧语里，词类的功能比较单纯。例如名词只能充任主语和宾语,形容词只能充任定语和表语,定式动词只能充任谓语里的主要动词。在汉语里，由于动词和形容词不变形，无论在什么句法位置上出现，形式都一样。这就造成了词类多功能的现象。例如形容词既可以充任谓语（这儿干净）、定语（干净衣服）和补语（洗干净），又可以充任主语(干净最要紧)和宾语（他不爱干净）。
词类多功能的必然的结果是相同的词类序列有时代表不同的句法结构。例如“出租汽车”可以理解为一个名词性词组（＝出租的汽车），也可以理解为“动词＋宾语”的结构。由于这种现象的存在，汉语语法著作比起印欧语语法著作来，更着重句法结构关系的分析。
由于汉语词类多功能，划分词类时，手续要复杂一些。过去有人认为汉语没有词类。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其次，印欧语的句子和分句里必须有定式动词，而词组（短语）里要是有动词的话,只能是非限定形式,不能是限定形式。因此，句子和分句是一套构造原则，词组是另一套构造原则。汉语的动词没有限定式和非限定式的对立，动词不管用在哪里，形式都一样，因此句子的构造原则跟词组的构造原则是一致的；句子不过是独立的词组而已。正是因为这一点，有的汉语语法著作采用一种以词组为基点的语法体系，即在词组的基础上描写句法，而不是像印欧语法那样以句子为描写的基点。
汉语句法结构的特点还表现在主谓结构和动补结构（或称述补结构）上。汉语的主谓结构跟印欧语的句子或分句不同，构造比较松散。这表现在主语后头可以有停顿（因此书面上往往用逗号点断），或者加上语气词（这个人呐，很会说话）。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口语里常常没有主语。
主谓结构的另一个特点是可以充当谓语。例如：
中国地方真大。
这个人我从前见过他。
这两句的谓语“地方真大”和“我从前见过他”本身都是主谓结构。这种句式不但现代汉语里有，古汉语里也有,《孟子·离娄下》:“匡章通国皆称不孝焉”；《史记·蒙恬列传》：“蒙恬者其先齐人也”，应该看成是汉语的基本句式的一种。
动补结构是现代汉语里非常重要的一种句法构造。印欧语里没有跟它相对应的格式。简单的动补结构是由两个动词或者一个动词一个形容词组成的（听懂│切碎│染红│洗干净）。这种结构后头可以带动词后缀“了”和“过”，语法功能相当于一个动词。值得注意的是动词和补语的组合极其自由。例如“洗干净”是常说的,因为“洗”能导致的最自然的结果是“干净”。可是除了“洗干净”之外,也能说“洗脏了│洗破了│洗丢了”,甚至还可以说“把我洗胡涂了│把他洗哭了”。
从词序方面看，汉语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所有的修饰语都必须放在被修饰成分的前边，所以修饰语不宜太长、太复杂。把外文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原文后置的修饰语都得提到前边去。如果修饰成分比较多，句子就不太容易组织。这种时候，往往得把原来的长句拆成几个短句，使修饰语适当分散或者转成谓语。
三、文字
从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成批的文字资料──商代甲骨文字算起，汉字已有3000年的历史。由于甲骨文字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我们可以推断汉字的发生一定远在3000年以前。汉字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大阶段。从甲骨文字到小篆是一个阶段；从秦汉时代的隶书以下是另一个阶段。前者属于古文字的范畴,后者属于近代文字的范畴。大体说来，从隶书到今天使用的现代汉字形体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从汉字跟汉语的关系看，汉字是一种语素文字。从汉字本身的构造看，汉字是由表意、表音的偏旁（形旁、声旁）和既不表意也不表音的记号组成的文字体系。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就汉字跟它所要记录的对象汉语之间的关系来看，汉字代表的是汉语里的语素。例如“dàngāo”的“gāo”、“gāoyao”的“gāo”和“tiàogāo”的“gāo”读音相同，意思不一样，是3个不同的语素，分别由3个不同的汉字“糕、膏、高”(蛋糕、膏药、跳高)来表示。从这个角度看，汉字可以说是一种语素文字。
汉字起源于图画。在汉字产生的早期阶段，象形字的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语素的意义直接发生联系。虽然每个字也都有自己固定的读音，但是字形本身不是表音的符号，跟拼音文字的字母的性质不同。象形字的读音是它所代表的语素转嫁给它的。随着字形的演变，象形字变得越来越不象形。结果是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语素在意义上也失去了原有的联系。这个时候，字形本身既不表音，也不表义，变成了抽象的记号。如果汉语里所有的语素都是由这种既不表音也不表义的记号代表的，那么汉字可以说是一种纯记号文字。不过事实并非如此。汉字有独体字与合体字的区别。只有独体字才是纯粹的记号文字。合体字是由独体字组合造成的。从构造上说，合体字比独体字高一个层次。因为组成合体字的独体字本身虽然也是记号,可是当它作为合体字的组成成分时,它是以有音有义的“字”的身份参加的。合体字可以分成以下3类：
①形声字。形声字由表示意义的形旁和表示读音的声旁两部分组成。拿构造最简单的形声字来说，形旁和声旁都是由独体字充当的。作为形声字的组成部分，这些独体字都是有音有义的字。不过形旁只取其义，不取其音,例如“鸠”字的偏旁“鸟”；声旁则只取其音,不取其义，例如“鸠”字的偏旁“九”。
由于字义和字音的演变，有些形声字的形旁或声旁现在已失去了表意或表音的功能。例如“球”本来是一种玉的名称,所以以“玉”为形旁。现在“球”字不再指玉,这个形旁就没有作用了。再如“海”字本来以“每”为声旁。由于字音的变化，现在“海”和“每”的读音相去甚远，声旁“每”也就不起作用了。有的时候，形旁和声旁都丧失了原来的功能,例如“给、等、短”。这一类字已经不能再作为形声字看待了。
形声字和非形声字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造字之初，形声字和它的声旁的读音本来就不一定密合。发展到现代汉字，出入就更大了。有人拿7500多个现代合体汉字进行统计。就普通话读音来说，合体字跟声旁完全同音(声母、韵母、声调全同)的不到5％。声母、韵母相同而声调不同的约占10％。只有韵母一项相同的约占20％。如果我们只把前两类看作形声字，那么形声字大概只占通行汉字的15％。如果把以上三类全看作形声字，形声字大概会占通行汉字35％的样子。要是把标准再放宽或者完全根据来历确定形声字，那么通行汉字中形声字的百分比还要高得多。
②合体会意字。古人说“止戈为武”，“人言为信”。对于“武”、“信”两个字来说,这种解释是错误的。不过汉字体系里确实有按照这种方式造成的字，例如“不正为歪”，“不好为孬”。这一类字的特点是会合偏旁的字义来表现整个合体字的意义。这种字为数很少，只有个别的例子。
以上两类合体字里的偏旁有的有表意作用，有的有表音作用。下边一类的情形不同。
③合体记号字。这一类合体字的偏旁既不表意，也不表音。这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由于字音和字义的变化,原来的声旁和形旁已经不再表音、表意了。例如上文举过的“给、等、短”一类字。另一种情形可以举“章”字为例。按照汉代许慎《说文解字》的分析，“章”字从“音”从“十”。可是现在一般人说“立早章”(以区别于“弓长张”)的时候,是把它分析成“立”和“早”两部分。其实从古文字看,“章”本来是一个独体象形字,跟“音、十、立、早”都没有关系。
汉字用来记录汉语已经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一直沿用到今天，没有中断过。在如此长的历史时期里，汉字不仅为人们的现实生活服务，而且记录下极其丰富的文化资料；甚至跨越国界，被日本、朝鲜、越南等邻国借去记录非汉语语言。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也不断有人批评汉字的缺点,主要是说汉字难认、难写、难于机械化（印刷排版、打字等）。因此在扫盲、儿童识字教育、文化传播等方面，都不如拼音文字效率高。
跟拼音文字比较起来，汉字有它的短处，但是也有它的长处。汉字最大的长处就是能够超越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古今汉语字音的差别很大。但由于2000年来字形相当稳定，没有太大变化，字义的变化比较小，所以先秦两汉的古书今天一般人还能部分看懂。如果古书是用拼音文字写的，现代人就根本无法理解了。有些方言语音差别也很大，彼此不能交谈，可是写成汉字，就能互相了解，道理也是一样的。
近年来，有的心理学家通过实验，指出儿童学习汉字似乎比学习拼音文字还容易些，至少不比学拼音文字难。这方面的研究刚刚开始，目前还难以得出明确的结论。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讨论这个问题，必须把认汉字、写汉字和用汉字三者区别开，不能混为一谈。三者之中,认最容易、写就比较难。例如繁体字“龜”和“龍”特点鲜明，很容易认识，要记住怎么写就难多了。用汉字比起认和写都要难得多。所谓会用，就是要学会区别同音字,知道哪种场合下用哪个。例如“唯、惟、维”3个字同音。“维持”“维护”只能写“维”,不能写“惟”，而“思维”也可以写成“思惟”。“惟独”、“惟恐”可以写“惟”，也可以写“唯”；可是“唯心论”、“唯物论”又只能写“唯”，不能写“惟”。
50年代开始进行简化汉字的工作。1986年重新公布的《简化字总表》规定了2200多个简化汉字（包括用简化偏旁类推的字）。这项工作目前已告一段落，今后在一个时期内将保持稳定，不继续简化。因为不断简化会破坏文字的稳定性，而且简化一批字以后，原来的繁体字并不能废除。结果是汉字的总数有增无减，反而加重了学习和使用的人的负担。
关于文字拼音化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有争论。从理论上说，任何自然语言都可以用拼音文字记录。但是由于汉语方言分歧,在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没有取得广泛、切实的成效以前，改用拼音文字会给方言区的人带来很大的困难。此外，由于汉字历史悠久，大量的文献都是用汉字记录的。一旦改弦易辙，势必在文献的广泛利用上造成一定困难，在社会心理和民族感情上也可能引起波动。
（ 来源：语文出版社网站 责任编辑王学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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